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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召開，專題討論依法治國的問題。依法治國就是各個領域的依法治理，而勞動領域法制相對“年輕”，法治需要法制健全。法制健全的一個含義，就是對矛盾的解決有明確的、暢通的、有效的渠道，且盡可能減少對法律法規(guī)條款理解的模糊地帶。
前些天，某報登載了一篇題為《繳納社保費爭議不屬于勞動爭議》的文章，舉例某勞動者要求用人單位補繳社保費，被勞動爭議仲裁委、法院駁回，原因是補繳社保費不是勞動爭議。
對于職工與用人單位發(fā)生的社會保險繳費的爭議是不是勞動爭議，近年來存在不少爭論。認定繳納社保費的爭議不是勞動爭議，依據(jù)的理由是《勞動法》《社會保險費征收暫行辦法》《社會保險法》等規(guī)定，處理用人單位不繳社保費的問題歸社保機構。因此，職工同用人單位發(fā)生的社保繳費爭議不是勞動爭議。只是因最高人民法院《關于審理勞動爭議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（三）》第1條的規(guī)定，社保“待遇”落實時產生的爭議，才公認是勞動爭議。
筆者認為，社保繳費勞動者與用人單位產生的爭議，應當屬于勞動爭議。理由是社保繳費發(fā)生在用人單位和勞動者建立勞動關系的基礎上，是用人單位應對勞動者承擔的義務�！秳趧雍贤ā芬�(guī)定，參加職工社會保險是勞動者的權益，勞動者合法權益受到侵害的，有權依法申請仲裁、提起訴訟�！秳趧訝幾h調解仲裁法》規(guī)定的6條勞動爭議，就包括“社會保險”發(fā)生的爭議。雖然職工社保繳費涉及政府社保費征收機構，政府機構不能是勞動爭議的一方，可既然社�！按觥钡臓幾h是勞動爭議，而用人單位的社保繳費必然會影響到日后職工享有的社�！按觥�，所以社保繳費爭議，是一種特殊形式的“勞動爭議”。
把社保繳費排除在勞動爭議之外，不利于職工監(jiān)督和及時糾正用人單位社保繳費存在的問題。由于相當長的一個時期，職工社保碎片化，使職工參加社保不積極，且社保的“實惠”是在日后而不是“現(xiàn)在”，令工作流動性大的職工反對參加社保，而用人單位本身更無參加社保的積極性。因此，企業(yè)因少繳或不繳社保費，同勞動者發(fā)生的爭議不多。但隨著職工社保統(tǒng)籌逐漸消除“碎片化”，以及職工維權意識加強，近年來發(fā)生的社保爭議多了起來。
2010年9月，海南臺太木業(yè)200名工人要求公司辦社保而停工；2011年11月，深圳黛麗斯員工集體停工，有一項訴求是公司補繳社保費；2012年8月，海口大富隆酒店工人停工，有90名員工要求補辦社保；2013年4月，貴州銅仁數(shù)百名環(huán)衛(wèi)工人停工，要求補繳養(yǎng)老保險；2013年5月，深圳龍崗日榮廠600人停工，抗議工廠未給大部分員工買社保以及住房公積金……2014年發(fā)生的工人因用人單位社保費欠繳或少繳而停工事件頻發(fā)，僅廣東一地，八九個月時間發(fā)生的員工停工事件至少在6起以上。影響最大的是4月發(fā)生在裕元鞋廠，幾千名員工因質疑廠方以臨時工標準為工作10多年的員工購買社保等欺瞞行為采取的停工抗議。
為什么職工會以停工的激烈方式爭取社保權益？因為勞動者雖有舉報權利，但社保機構不積極責令企業(yè)改正，而默認用人單位少繳或不繳社保費的行為，導致職工沒有更多的途徑維權。因為社保繳費不屬于勞動爭議，不存在調解和判決的強制執(zhí)行問題，而社保機構要求用人單位補繳職工社保費最多以兩年為限。所以，當職工為避免權益的損失，就采取激烈的方式——停工抗議。當發(fā)生這種糾紛時，是以勞動爭議還是以民事糾紛，或是行政復議哪個方式去處理糾紛更好，成了法治的問題。
法治，不健全法制就會遇到尷尬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