貴州銅仁的萬山區(qū)，有座汞礦遺址。站在斑駁的礦區(qū)大門口，“呼呼”的山風吹來，必須低著頭、前傾著上身才能邁得開步。山風刺骨，我身上那件薄薄的夾克衫，不由得瑟瑟發(fā)抖。

暗淡了匆忙身影，遠去了機器轟鳴，眼前只留下寬寬的石板路，和路兩邊低矮的臨街房。礦區(qū)的老街一眼望不到頭，似乎逆風而行，就能走進遠處起伏的山巒。

礦上的風真硬啊，吹得昔日礦工宿舍的木門窗“哐哐”作響，仿佛50多年前窯哥們兒的大談大笑還在屋里回蕩；吹得老郵局門口停著的那輛二八自行車左右搖晃，連后座上空癟的郵政包，都被吹得鼓鼓囊囊；吹得掃盲夜校里的老電燈，一個勁兒在房頂上打秋千；吹得供銷合作社門口“免費代寫書信”的小木桌子，好像要邁開四條腿兒到街上溜達溜達……

礦上的風吹到了我記憶的深處。50多年前，我的大伯是內(nèi)蒙古烏海市洗煤廠的一名洗煤工，大娘沒有生養(yǎng)，老兩口在礦上相依為命過了一輩子。記得20世紀80年代初，我上小學的時候，大伯大娘到北京來過一趟，那時候我家還住在安定門內(nèi)大街的前肖家胡同。一個冬天的下午，我放學一進家門，看見兩個上歲數(shù)的陌生人正咧著嘴低頭看我，把我嚇了一大跳。之所以害怕，一是那個年代平時見的生人很少，二是他們倆身上都黑乎乎的，跟國子監(jiān)西口煤鋪里推著平板三輪兒送蜂窩煤的老頭一模一樣。不是我說的玄乎，母親給他們換了三盆熱騰騰的洗臉水，那水才見了清湯兒。大伯伸出木銼般的大手來拉我，他臉上、手上裂開的紋路里，還能看見一道道細細的黑線。這臉膛，這大手，這黑線，現(xiàn)在叫生活磨礪的印痕，過去叫工人階級的本色。

大伯大娘識字不多，和家里聯(lián)系要靠礦上“代寫書信”的服務(wù)。我上學到三年級，父母就叫我負責跟大伯大娘寫信了。信的內(nèi)容已經(jīng)完全不記得，基本都是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平安信，隔些日子就寄一次，互報平安。后來我編了個順口溜打趣此事：“大伯大娘你們好，每天早上起得早，先刷牙后洗臉，先穿褂子后穿襖……”有一次我跟妹妹嘀咕這個，被母親聽到，把我數(shù)落了一頓。那時候我還不知道礦上的工作有多危險，親人的平安有多重要。如今，大伯大娘已經(jīng)去世多年，我也滿頭華發(fā)，很多往事已如煙隱去，可這個淘氣的順口溜居然還在我的腦子里記得清清楚楚。

礦上的風吹迷了我的眼睛，揉了揉，有點兒濕，眼眶周圍涼涼的。再定睛看時，老街路南側(cè)的國營照相館，又勾起了一波“回憶殺”。國營照相館里，墻上不但掛著20世紀30年代上海電影明星周璇的大照片，還掛著當年礦上各個先進班組的集體合影，一個挨一個。這讓我想起了我的恩師陳建功先生1970年在京西門頭溝木城澗煤礦挖煤時的一張合影。照片上的他，戴著有頭燈的安全帽，一身黑黢黢的工作服，腰間系著皮帶，腳下一雙長筒膠鞋，跟十來個窯哥們兒嘻嘻哈哈地站成隨意的一長溜，個個黑臉膛上露出兩排小白牙。那時的建功老師才21歲，正是一個人吃飽了全家不餓的年紀，一束陽光從人群的左上方灑下來，正好照在他臉上。這難得的片刻輕松的笑容，或許是他在學業(yè)被迫中止后漸漸融入礦山生活的寫照吧。而他去年出版的那部非虛構(gòu)長篇作品《請在我臟的時候愛我們》，也成了這張照片最好的注釋。

2025年秋天，我開車陪他回了趟木城澗煤礦。那里和貴州銅仁的汞礦遺址一樣，永久封了礦井，成了“京西煤業(yè)文化陳列館”，那個年代的青春記憶、奮斗歷程和苦難艱辛，都凝結(jié)在恣意生長的蓬蒿深處，凝結(jié)在宿舍樓、圖書室、食堂……那些因山而建的老建筑物里。這些巋然不動的“老家伙”飽經(jīng)風霜，即使礦上的風吹得再硬，也從從容容，處之泰然。

礦區(qū)多在群山中。有趣的是，礦洞外面的風又寒又硬，礦洞里面的風卻又暖又柔，仿佛有個看不見的開關(guān)，在陰陽強弱中自由轉(zhuǎn)換。我徜徉在礦上的風中，嘗試著去領(lǐng)悟它帶給我的感受。這風，就像一位循循善誘的師尊長者，教我們堅韌，給我們力量。